閱讀下面的材料，完成各個題。
材料一
      三聯(lián)生活周刊：你覺得二里頭和“夏”之間是什么關(guān)系？
      許宏：從時段上來講，二里頭文化屬于“原史時代”。但不少朋友會因為它已進入國家階段而將其劃歸“歷史時期”。其實原史和歷史的劃分，著眼點是文字的使用與否及其程度，而與社會發(fā)展階段無涉。二里頭有可能是夏，乃至極有可能是夏，但這仍是假說。
      三聯(lián)生活周刊：你相信夏王朝存在過嗎？
      許宏：我只能說我不知道。到目前為止，這是個既不能證真也不能證偽的問題。傳世文獻中記載了夏王朝的存在，這些記載集中于東周至漢晉人的追述，作為“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它們當然是存在的。但透過這些追述性質(zhì)的文獻，我們能夠知道當時的人是如何描述看待“夏”的，但卻不能據(jù)此確證夏王朝的存在，它們是文本而非史實本身。對于古籍，我們既不能無條件地盡信，沒有充分證據(jù)認為其全系偽造。對其辨?zhèn)位蜃C實工作，只能就一事論一事，逐一搞清，而無法舉一反三，從某書或某事之可信推定其他的書或其他的事也都可信。既不能證實又不能證偽者，肯定不在少數(shù)，權(quán)且存疑，也不失為科學的態(tài)度。
      三聯(lián)生活周刊：你的研究顯然是不以司馬遷《史記》一類的古史框架為前提的。如果拋棄了傳統(tǒng)的古史框架，今天的我們應當如何認識自己的來處？
      許宏：對于傳統(tǒng)的古史框架，不是拋棄而是超越，我們正在探尋考古學貢獻于人類文明史研究乃至人文社會科學一般法則建構(gòu)的更大的可能空間。一個多世紀以來，考古學早已不再是“歷史學的待女”，而是充分借鑒藝術(shù)史、民族志、語言學、口述傳統(tǒng)乃至自然科學的多重證據(jù)。更為全方位地研究過去人類的生活和社會變遷的獨立學科。
      就像有的學者說的，現(xiàn)在存在一種整體上的中國焦慮，我們都想弄清中國從哪里來，向何處去。我們在做的也是學術(shù)上的尋根問祖的工作。輝煌燦爛、獨具一格的中國古代青銅文明，正是建基于對外來青銅冶鑄技術(shù)的吸納、千年爐火純青的模制陶器的傳統(tǒng)以及意識形態(tài)層面對禮制建構(gòu)的追求之上的。像二里頭這樣一個廣域王權(quán)國家的架構(gòu)，究竟是自己產(chǎn)生的，還是受到外來影響，也有待于進一步探索。
      一句話概括，那就是中國從來就沒有自外于世界，一定要把“中國”這個概念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放到全球文明史的框架里去審視。在傳統(tǒng)的古史框架和話語系統(tǒng)之外，探尋考古學對于歷史發(fā)展進程的獨特表達，既不等于歷史虛無，更無損于原有古史框架帶給我們的民族情感和文化自信。
（刪改自劉周巖《許宏：無“疑”則無當代之學問》）（1）根據(jù)“材料一”，下列說法正確的一項是

D

D

A.二里頭文化尚未進入國家階段，所以學者們認為它不屬于“歷史時期”。
B.傳世文獻證明了夏朝的存在，也展示了東周至漢晉人們對夏朝的認識。
C.考古學的發(fā)展重新建構(gòu)了人類文明史乃至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一般法則。
D.獨具一格的中國古代青銅文明，是先民學習和改造外來技術(shù)的產(chǎn)物。
材料二
      三聯(lián)生活周刊：你主張我們應重視《史記》為中國人確立的古史框架，原因是什么？
      孫慶偉：首先，我認為《史記》的古史框架基本可靠。有人懷疑《史記》的古史體系，實際上這種說法過于籠統(tǒng)和夸大了。因為就篇章而言，從《殷本紀》之后無人懷疑，因為有殷墟甲骨可以印證，《周本紀》《秦本紀》也沒有疑問。真正有待于證實的，就是《五帝本紀》和《夏本紀》。但這兩者在司馬遷眼里是截然不同的，《夏本紀》與《殷本紀》《周本紀》《秦本紀》屬一類，可信度是很高的，而《五帝本紀》屬于另類，司馬遷自己也承認吃不準，因為越久遠材料就越少。
      其次，也有作為中國知識分子在情感方面的原因。司馬遷是一個“無比深刻而淵博”的學者。司馬遷的可貴，不僅在于他的博學，更在于他對史料的裁斷和卓識，所以司馬遷自稱《史記》的撰作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相比《史記》對于古史的通透見解。其中的古史框架其實只是一個具體知識點而已。但顯而易見，如果不是司馬遷，我們今天連這個框架也不會有，因此怎能輕言放棄？如果我們對司馬遷這樣一位如此偉大的歷史學家缺乏起碼的了解和尊敬，我認為這是不可原諒的。
      三聯(lián)生活周刊：就一般的觀察而言，相對年輕的知識群體中對中國古史問題或許“疑”的態(tài)度更多，你在北京大學教授本科生課程時是怎樣的體會？
      孫慶偉：就一般年輕學生而言，他們確實天然地相信“疑古”是先進、科學的治史態(tài)度，而“信古”則是保守、落后的研究取向。任由李學勤先生有關(guān)“對古書的反思”和“走出疑古時代”的吶喊與呼吁，同學們依然是我自巋然不動。我當然不是要否定“古史辨”派學者的先進性和重大貢獻，恰恰相反，我是想提醒同學們，讀完了《五帝本紀》《夏本紀》《殷本紀》《周本紀》和《秦本紀》再來“疑古”也不遲——“疑古”不僅僅是一種態(tài)度，更應該是具體的學術(shù)實踐。以前朱熹就說，要“熟讀”之后才能“自然有疑”，“若先去尋個疑，便不得”。不讀書，上來就疑，那不是疑，是無知。
      人們通常認為，懷疑是科學態(tài)度，相信則是盲目的。但實際上，“有疑”是為了“無疑”，在疑的基礎(chǔ)上做出自己的裁斷，所以“信”比“疑”更難，層次更高?，F(xiàn)在的很多懷疑是很草率的，只是人云亦云，是缺乏判斷力的表現(xiàn)。
（刪改自劉周巖《孫慶偉：“信”比“疑”更難》）
（1）根據(jù)“材料二”，下列分析不正確的一項是

B

B

A．在司馬遷中，夏、殷、周、秦四篇本紀都有較高的可信度，只有《五帝本紀》部分內(nèi)容存疑。
B．與《史記》對于古史的通透見解相比，古史框架只是一個知識點，我們閱讀研究時無需關(guān)注。
C．盡管有學者積極呼吁，但是年輕學生依舊傾向于認為“疑古”是先進、科學的，而“信古”是保守、落后的。
D．現(xiàn)在很多人對古史的懷疑只有治學態(tài)度，缺乏學術(shù)實踐，是人云亦云、缺乏判斷力的表現(xiàn)。
（2）根據(jù)“材料一”和“材料二”，概括如何合理“疑古”。
材料三
      自西周至兩漢的文獻里，大禹的形象從創(chuàng)世神至夏代的圣王，至半人半獸的天選之人，漸次演變，又相互雜糅。他承載著不同歷史語境下，對于他以及他所開創(chuàng)的“夏”的信仰與闡釋。
      萬物之初，洪水滔天，蒼穹下沒有大地，禹受天帝之命布土造地。他用拋到水里能不斷膨脹的神土制造土地，既堵塞洪水，又在大地上疏通河流，終于平定山川。天帝于是降下黎民百姓，賜予禹治國安邦的九種大法，由禹做王，監(jiān)察百姓的德行。在西周中期的青銅銘文中有著類似的文言敘述。但依照現(xiàn)有史料，難以斷定在創(chuàng)世神的形象之前，是否存在大禹是人的記述。
《詩經(jīng)》等周人的文獻里，大量出現(xiàn)“禹跡”“禹績”的詞匯。歷史學家顧頡剛曾發(fā)現(xiàn)，商周的統(tǒng)治者祭祀大禹，認定自己的領(lǐng)土源自大禹之手，“西周中期，大禹是山川之神，后來有了社稷，又為社神”。
      借助夏禹的形象，先秦諸子闡發(fā)自己的政治觀念。專門研究大禹傳說的學者楊棟表示，“描繪大禹的辛勞形象，是對辛勞為民精神的贊揚，體現(xiàn)的是諸子的理性精神”。理性精神背后，是要塑造大禹與夏王朝創(chuàng)始人相符的圣王形象，作為“德”的載體，垂范后世。于禹個人，舜任用禹治水，是因他一言一行都合乎法度，“聲為律，身為度，稱以出”。于禹的功績，神話中創(chuàng)世者在造地成功后巡視、步測大地，轉(zhuǎn)換為大禹規(guī)劃、制訂九州中國的行政區(qū)域、貢賦標準的過程。
      來到漢代，《史記?夏本紀》中的大禹治水，已是另一番情形。神話中的原始大水被置換為堯舜時代一場現(xiàn)實的水患災難，天帝被置換為賢君堯、舜，具有神性的鯀、禹被置換為堯、舜的臣僚。創(chuàng)世者命令動物神潛水撈泥被置換為君臣在朝堂上討論治水人選，而潛水造地則被置換為鰥、禹父子相繼的治水事業(yè)。伴隨國家形態(tài)的演進、政治統(tǒng)治的需要，歷史化的版本最終占據(jù)主流。一則創(chuàng)世神話被轉(zhuǎn)述為一則古代歷史的傳說。
      在司馬遷的版本中，舜逝世后，服完三年喪，禹為把帝位讓給舜的兒子商均，躲避到陽城。但天下諸侯都來朝拜禹，禹才繼承了帝位。禹登基十年后去世，把天下交給益。服喪三年后，益用類似的流程，把帝位讓給啟，自己躲到箕山。但諸侯因啟的賢德，都離開益而朝拜啟，于是啟即天子位。然而，寫于戰(zhàn)國時代的古本《竹書紀年》有言，“益干啟位，啟殺之”，賢德背后是血淋淋的權(quán)力之爭。甚至韓非在《韓非子?說疑》中直接攻擊禪讓制本身，“舜逼堯，禹逼舜，人臣弒其君者也”。
      在司馬遷是承接《孟子》的思路，用啟的賢德調(diào)和此間的沖突。但北京大學孫慶偉教授認為，“以‘尚賢’為總基調(diào)的‘禪讓’是‘不在其位’的知識階層企圖以‘和平演變’方式獲取權(quán)力的捷徑”。
刪改自劉暢《從神話到史書：文本中的“夏禹”敘事》）
（1）下列對“材料三”中加點字的解說，不正確的一項是

C

C

A．雜糅：“糅”的本義是雜米飯，引申為混雜。
B．滔天：“滔”的意思是彌漫，不能寫作“濤”。
C．潛水：“潛”讀作“qiǎn”，指沒入水中活動。
D．禪讓：“禪”讀作“shàn”，指把帝位讓給別人。
（2）下列對“材料三”所涉文學常識的解說，不正確的一項是

D

D

A．金文是指鑄造在殷周青銅器上的銘文，因為周朝把銅叫金，所以銅器上的文字就叫做“金文”。
B．《詩經(jīng)》在先秦的政治、外交和社會生活中被當作表情達意的工具，孔子論之曰“不學《詩》無，以言”。
C．《孟子》是“四書”之一，是戰(zhàn)國時期儒家思想的代表作品，“孔曰成仁，孟曰取義”，體現(xiàn)了孔孟思想的不同側(cè)重。
D．《史記》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編年體通史，與后來的《漢書》《后漢書》《三國志》合稱“前四史”。
（3）根據(jù)“材料三”的內(nèi)容，下列說法正確的一項是

B

B

A．據(jù)西周的青銅銘文記載，禹是一個半人半獸的創(chuàng)世神，受天帝之命布土造地，平定山川。天帝于是降下黎民百姓，命禹監(jiān)察百姓的德行。
B．在人的文獻里，大禹是山川之神，后來有了社稷概念，又被尊為社神。周人認為他們的領(lǐng)土來自于大禹，所以祭祀。
C．先秦諸子借助大禹的形象闡發(fā)自己的政治觀念，都將大禹塑造為與夏王朝創(chuàng)始人相符的圣王形象，作為“德”的載體，垂范后世。
D．《史記?夏本紀》中的大禹治水，已是一則歷史化的傳說。這是司馬遷遵照國家形態(tài)的演進和政治統(tǒng)治的要求所做的轉(zhuǎn)化。
（4）請結(jié)合上述三則材料，簡要概括《史記》對古史記載的意義。